香校變奏──歷史 x 藝術的現在進行式
專題展覽, 活動回顧, 香.校變奏

文︰  梁寶山

 

引言:迷霧裡的香港故事

近年,關於香港社會與文化的研究有增無減,撇除把香港納入大(灣區)論述和學術研究。各種從生活角度現身說法的嘗試──從礦洞到渠蓋、街市到唐樓、夜香到茶樓……真的是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這一波保育熱的傳導方式,更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讓書寫結合導賞、網絡專頁和藝術創作等全方位手法,務求留住往昔的美好。狂烈的背後,當然出於對香港的熱愛,也顯示高手在民間。不想由別人來對自己的地方說三道四,所以實行我手寫我心。有說懷舊是因為對當下的不滿,和對未來的不確定,但為何這股熱潮,會特別偏愛鄉郊和老區?

醞釀十年、功成三載。由黃競聰與史嘉恩聯合策劃的「香。校變奏──時光藝術展」(下稱「香。校」),結合史學與藝術的視角,從村校及其校歌出發,以滾雪球方式累積文獻和口述材料,最後再透過藝術手法在六鄉新村公立學校裡實地重現。每當談起鄉村,人們往往會聚焦在它的歷史建築、氏族歷史、農村生活 ……好像只要多搭了幾個車站,一切便成過去。這種論調,反映的是把鄉村視為城市的他者,把研究對象簡化為時間的定格,令空間時間化(spatialization of time),既簡化了鄉村內部的多樣性(例如雜姓村、水陸共居、戰後移民……),也忽視了鄉村與香港整體以至鄰近地區,在全面都市化中的互動。幸而「香。校」卻沒有落入這些陳套,反而突顯鄉村內部的多元、透過巧妙的選址,在大埔的城(新填海區)─鄉(遷建新村)之間,深耕出一個歷史的探坊,映照出周遭以至鄰近地區的變遷。

 

城鄉之間的探坊

自2012年[1] 起,政府分階段縮減禁區範圍,政府宣佈縮減禁區範圍,把作為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屏障的鄉郊地帶,納入發展藍圖。承接着反高鐵、保衛菜園村的餘波,不少關注香港未來的(年青)人,紛紛跑到鄉郊,思索除了「發展」,我們的城市還有甚麼可能性。黃競聰與史嘉茵正是從那時開始走進「大東北」。黃競聰本來對禁區的歷史就感興趣,於是着力紀錄古洞一帶鄉村,尤其是節慶習俗。而史嘉茵則與其他支援村民的朋友,走進坪輋探索閒置空間的可能性。回憶起第一次走進坪洋公立學校,聽到空間裡面迴盪的聲音,史嘉茵現在仍覺怦然心動。這些建於復界之後的客家圍村、或戰後湧入的雜姓聚落,不同於世家大族,一直缺少文字紀錄。然而村校作為鄉村過去最為重要、甚至唯一的社會組織,即使校舍與村落業已荒廢,但只要觸起這一樁集體回憶,即能一呼百應,為研究者打開大門,提供珍貴的人證物證。

大埔是我的第二故鄉,但「六鄉新村公立學校」卻從來只是過門而不入。「香。校」刻意讓觀眾親身走進村校,把展品夾雜在場境和實物之中,自行在時間的刻度上徘徊。踏進原是禮堂的助學亭──「風土鄉校」展區,迎面而來的卻不是展品,而是六鄉麒麟隊仍在使用的麒麟,然後才是十所村校的展版和文物。簡而不陋的敍述,還特別註明每所校舍的現況。禮堂的舞台上,除了村校發展史和學生重返舊地頌唱校歌的錄音,還有「六鄉新村公立學校助學亭及門樓開幕誌慶」碑記。碑記上除了鄉紳──華僑日報、教育出版社、荗福公司、新樂塑膠廠等也榜上有名;而捐助貨幣除港元之外,還有大額英磅。在在說明鄉村並不是孤懸世外的地方,而是不斷因時制宜的有機體。

汲取了過去保育運動的經驗,新一波的鄉郊論述,強調「城鄉共生」、共享資源、拉闊兩者之間的接觸面。「香。校」的策展介入,亦着眼於關係和變化。這次所選取的十間村校,除了盡量覆蓋不同地域和不同背景的辦學團體,更特別着重「城中村」。而「六鄉」本身,更是一個最能說明社區、學校、政策等多邊互動的案例。金竹排、大、小滘、橫嶺頭、涌背和涌尾六條鄉村,原來均位於船灣海岸,是沙頭角十約的鄉村。因為戰後香港人口膨脹、工業發展,需要增加食水供應。船灣一帶村落遂被拆遷,圍築淡水湖。這六條鄉村本來不是一體,卻因城市化的推力,被安插進大埔區。原來其中三鄉的三光學校,於1966年併稱六鄉公立學校,並遷至現址。因應新市填人口急劇增加,六鄉學校亦曾嘗試與時並進,申請到屋邨辦學。惜政府並無採納,最後於2006年停辦。幸而學校隨即轉型,與信義會合作,把校舍改為學園。「香。校」計劃雖然告一段落,但關於六鄉這個最能說明城鄉互動的研究,其實才剛開始。

圖片說明:助學亭內的麒麟仍是活生生的文人心,其實並不是「展品」。六鄉學習園地仍是六鄉麒麟隊的練習基地。

 

圖片說明:被納入集水區前的六鄉,包括金竹排、大、小滘、橫嶺頭、涌背和涌尾六條鄉村。(1957年;載自 hkmaps.hk;地圖來源:澳洲國立圖書館)

是藝術、也是歷史

近年,以藝術呈現地方歷史文化的展覽大行其道。當中既有美學的內因(例如關係美學、藝術介入社會等);也有社會的外緣(市區重建、地區融合等對社區肌理的破壞)[1]。這些努力當然全部都值得鼓勵。然而藝術的角色在這些計劃中,往往只是文宣和軟性抗爭手段。我認為所謂的「跨界」協作,其實並無「硬性」與「軟性」之分。深耕細作、具批判力的作品,同樣可以一針見血。未能剖析所謂「地方特色」背後的社會條件,或只在老調重彈的研究,亦可能只會無補於事。東北發展雖然已成定局,但兩位策展人卻選擇拉長敍述的時間線,打破歷史、運動、抗爭、藝術的區隔,讓我們擁有更多的空間和時間,及早思索未來

同時作為藝術形式與歷史文獻的校歌,正好有助我們打破二分法的思維,提醒我們美學也有它的歷史和政治性。這十間學校譜寫於不同時代和地理環境的十三首校歌,從曲式到歌詞,不單引領歌者一起回味過去,還利用聲音與聽者分享自己心靈的故鄉(如「四山蒼蒼、海水泱泱」、「枕山臨海、氣象萬千」),甚至轉折的遷播歷程(例如「東臨蓬館、西接煙雨名津」中的廣州地名)。即使刪掉歌詞,校歌的曲式和旋律,也在透露學校作為現代─國民教育的使命,和香港在這個獨特的歷史時空中的位置和角色。例如借用西方的基督教聖詩旋律重譜粵語;在穩健的四拍子句式中使用富漢樂特式的五聲音階,加入合頭、合尾、放慢加花等民俗特色;但又同時配上西式和弦。[2]

除了來自過去的聲音,「香。校」還利用聲音帶領聽者作實地觀察。「望向你三點鐘的方向」既是歷史陳述、又是藝術創作。不同於一般讓觀眾隨身携帶,按照路線參觀的錄音導賞,由史嘉茵、鍾睿維和王梓健一起搜集資料和創作的文本,把觀眾固定在面向寶鄉橋的操場上,隨錄音指示自轉,聽取周遭建築物及大埔新市鎮發展的今昔對比。定點導航的巧妙之處,在於它的相對性和臨在性。寶鄉橋連接廣福道與大埔中心的必經之路,每天都車水馬龍,尤其巴士。文本引導聽者用巴士的長度來設想河岸、鄉村和大廈的規模和距離。聆聽需要專注力,聽者同時打開眼睛、耳朵和心靈,背景市囂的共時性、與歷史圖象的歷時性─視覺與聽覺在一時之間變成既重疊,又斷裂。歷史展覽往往需要鋪陳大量的資料,令觀者視覺疲勞。但余松福冷峻的調調,一反歷史旁白常見的鄉愁。聆聽看似被動,但其實更加需要聽者無時無刻的臨在。不少所謂的關係美學作品,觀者其實不過只是被動參與,按藝術家的設計完成指定動作,然後打咭了事。而「請望向你的三點鐘方向」卻無法打咭,而是留存在聽者的心眼裡。

 

圖片說明:「請望向你的三點鐘方向」其實只是一個卡式帶隨身聽,在六鄉校園就地取材。深化了聽者對大埔的了解。

 

此曾在的痕跡與殘篇

「香。校」中的不少藝術作品,本身就是一項研究,而不只是插圖式的歷史再現。例如謝淑婷的「葵涌公立學校」。作為葵涌公立學校校友,謝從自己的回憶出發,趕在母校臨將清拆前,以拓印方式留住往昔的美好。她拿着捲紙,在業已荒蕪的校園花了接近一年,拓印石碑、牆壁和地板的圖案和紋理。拓印不是圖象或標誌式的再現(iconic re-presentation),而是物質存在的因果性痕迹(indexical trace)。圖象可以合成造假,但拓印卻是此曾在的印證。然而即使藝術家如何巨細無遺、鋪天蓋地,覆本終究也是徒勞,無法還原建築的全部、母校的美好。這個出於個人初衷的作品,與其說是為了保存記憶、供未來憑吊,不如說是在質疑歷史的完整性──儘管你如何讀破萬卷、搜索枯腸,以滾雪球的方式遍尋歷史的見證者,一切還是敵不過物質與人類的生命周期,無法還原複製;而只能在偶然和空白之中,串連碎片與殘篇。

另一組比較直接的嘗試,是冒卓祺師傅與藝術家陸肇欣的「遷麟之歌」。這個兩米高的紙紥雕塑,把原來配合人體比例和機能的瑞獸,變成觀賞地標。只要觀眾鑽進「祂」的頭髗,便會發覺內有乾坤。陸肇欣把已被納入集水區的六鄉舊時高空照,加上村民口述歷史訪問的片言隻語,結集成一本一本的迷你小書,供讀者憑吊。如果麒麟維繫着的是客家人篳路藍縷的開創精神。那麼歲月山河,也不過是歷史的瞬間。好像失去了,卻其實是轉化。

 

圖:謝淑婷的「葵涌公立學校」,在母校臨將清拆的最後歲月,用拓印及影像的方式想要留住往日的美好。

 

結語:讓聲音鑽入沒有光之所在

九七前後,策展人何慶基曾策劃過一系列「香港三世書」的展覽活動,包括與年青藝術家群體「廿樓」合作的「盧亭考古新發現」,從《廣東新語》、《嶺南叢述》等中的片言隻語借題發揮,詰問看似權威的歷史陳述,其實也包含着想像、虛構與和偶然。[3]真藝術中的假歷史,卻又某程度上說明了水陸交界、帝國邊陲的族群,所曾可能的生活方式。戲謔之餘,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今日回看,原來無傷大雅的寓言,竟然一一實現。無法被帝國整合的邊緣和游離份子,再次被屠殺、流放、或四海為家、或有口難言。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學界和文化界曾泛起過一片後殖民熱潮。從奶茶到鴛鴦、建築到電影──在那個只求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時代,所謂的混雜性、邊緣性和時空斷裂,都不過是一種後現代的美學裝飾。[4] 時至今日,當事實變成了必須被塗抺、情感也需要小心看管的時代,後殖民的政治性,才開始顯露真章。只要我們把視野拉闊一點,八九之後的中國,曾以經濟增長,人口分紅撫平政治創傷。反觀目下香港,經濟難以復甦、貧富繼續懸殊、土地規劃失衡──已經失去了繼續紙醉金迷的本錢。人們對事實真相的渴求,雖然只能暫時藏於心底,但也可以轉移視線,在歷史的迴廊裡反求諸己、以量取勝。

筆者以為,要知道人們為何那麼愛消費人情味,需要的可能是逆向思維,想想鄉村、舊區和地方的反義詞究是甚麼?是高速運轉的資本、被時間壓倒的空間?[5] 是沒有生活、只有生存的存在方式?是被管理公司和食環署整治得一塵不染、了無生趣的屋苑和街道?還是不容落伍的國家發展、民族復興?

後殖民論者Homi Bhabha,提出文化是時間的存在(temporality of culture):

「文化的定位更大程度是基於時間性而不是歷史性:[它是] 比「社群」更為複雜的生活方式;比「社會」更加有象徵性;比「民族」更有內涵;比愛國更加鄉土;富於措辭而薄於國家的邏輯;比意識形態更具神話性;比統識少於同質;比國民偏離於中心;比主體更具集體性;心理性多於文明;在連結文化差異和認同時,比起任何能夠以科層或二元結構組成的社會對立,更具混雜性。」[6]

Bhabha續指,民族國家其實是矛盾的混合體──民族國家是現代的政治體制,也是現代化的推動者。所以她一方面需要推動現代化,但另一方面則要「重建」歷時性的民族,來固定國家的內容,以與其他現代國家分庭抗禮:

在進步和現代的進程中,瞹昧的語言反映的是一種「沒有時長」的政治,一如阿圖塞爾曾寫道的啟發:「沒有地方的時間,沒有時長的時間。」要書寫民族國家的故事,需要我們把古風的瞹眛加以闡釋,以注入時代性的時間裡去。[7]

因此,民族國家的矛盾,是它一方面要求發展,但另一方面卻又要把民族歷史化。但文化卻總是會不斷變化,而且;因地而異。再快速的交通網絡、再即時的行政指令,都無法統一日照與溫差、作業的循環、方言與鄉音、城鄉的差距。1949年以後,不少中國學者因為無法踰越邊界,故此殖民地的新界便成為了替代的研究對象,甚或產生比中國農村更本原的錯覺。李特首在香港地方志中心編纂的《香港志》英文版的出版典禮上,呼籲要「說好香港故事」,因為把香港發展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就是我們在「十四五」規劃中的新領域。[8] 而香港的鄉村,正好為國家的內部整合提供新鮮的內容。然而,在政治上避過了土地改革、在殖民地管治底下被賦予了某種特權,但又同時為城市發展犧牲的鄉村──真的是一道難以被歸納填充的狹縫。它既無法簡化為殖民統治的受害者,更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例外。來自狹縫的聲音,開出了一個無法用視覺來監控、難以用風景來同質化、甚至參差不齊的聲境。[9] 這些聲音,或許就是可以讓我們繼續深耕、保守和愛顧的香港,證明我們曾經此活過。來自迷霧裡的呼喚,即使未能指向將來,至少也能刺破現代國家把空間版圖同質化的神話,展現出地方的歷史厚度。

 

參考書籍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1989.

Kwon, Miwon. One Place after Another: Site-Specific Art and Locational Identity. 1. MIT Press paperback e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4.

 

 


[1] 本節嘗試從藝術的觀點出發,故藝術思潮是內在因素,地緣語境是外緣,但其實是正反兩面。關於地方營造的矛盾,可參Kwon的分析。他指出不少地產商的「地方營造」,選擇性地突出單一主題,反而掩蓋了地方的多樣性。而藝術團體為了爭取曝光和資源,也樂於把節目橫向移植。

[2] 此處借用徐允清校長在「校歌解碼:『校歌』再發現」演講中的專業講解。

[3] 「香港三世書之再世書──盧亭考古新發現」。於1998年6月20日至7月14日於香港藝術中心舉行。場刊可參:https://aaa.org.hk/archive/48451

[4] 梁秉鈞等:《香港文化多面睇》。香港:香港藝術中心,1997年。

[5] David Harvey, “Time-space compression an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in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6] 作者翻譯。原文為 “This locality is more around temporality than about historicity: a form of living that is more complex than ‘community’; more symbolic than ‘society’; more connotative than ‘country’; less patriotic than patrie; more rhetorical than the reason of State; more mythological than ideology; less homogeneous than hegemony; less centred than the citizen; more collective than ‘the subject’; more psychic than civility; more hybrid in the articul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identifications than can be represented in any hierarchical or binary structuring of social antagonism […]”(Bhabha 1994:140)

[7] 作者翻譯。原文為: “In the midst of progress and modernity, the language of ambivalence reveals a politics ‘without duration’, as Althusser once provocatively wrote: ‘Space without places, time without duration.’ To write the story of the nation demands that we articulate that archaic ambivalence that informs the time of modernity. “(Bhabha 1994:142)

 

[8] 「行政長官承諾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2年12月22日瀏覽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7/27/P2022072700371.htm )

[9] The recurrent metaphor of landscape as the inscape of national -identity emphasizes the quality of light, the question of social visibility, the power of the eye to naturalize the rhetoric of national affiliation and its forms of collective expression. There is, however, always the distracting presence of another temporality that disturbs the contemporaneity of the national present, as we saw in the national discourses with which I began. Despite Bakhtin’s emphasis on the realist vision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ation in Goethe’s work, he acknowledges that the origin of the nation’s visual presence is the effect of a narrative struggle. […] the ghostly, terrifying, and the unaccountable surmounted by the structuring process of the visuality of time. (Bhabha 199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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