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校變奏〕現代鄉村學校的變奏 — 羅慧燕博士分享講座整理
專題展覽, 活動回顧, 香.校變奏

現代鄉村學校的變奏

——羅慧燕博士分享講座整理

整理:李曉欣

羅慧燕博士於「香。校變奏:時光藝術展」主持講座「殺校潮下鄉校的銳變」,分享香港鄉村學校的今昔歲月,娓娓道來近代村校久經歷練後的銳變。羅博士曾走訪貴州雷山縣的農村學校,致力探討教育與發展的關係,呈現少數民族及女性被忽略的心聲。近年她主要研究香港鄉村學校歷史及發展,並出版了著作《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

鄉村學校多由村民籌款興建,主要為村內的適齡兒童提供教育,而「村」的意義,豐富而多元。每一樣物件都在訴說它或他們的故事,村校也不例外。羅博士近年仕教與博物館任教的科目,提出換一個角度去看,村校建築物本身,也可以作為博物館去看待,記載著被沖刷的歷史痕跡。在時代的更替下,村校的出路會是怎麼?讓我們走進村校的時光隧道,從回顧昔年,到展望未來。

與香港村校的緣分 從惠群小學說起

羅博士於九十年代與樂施會合作,調查香港資助中國農村教育的助學情況,在機緣巧合下結識了新界神召會惠群小學的鍾立本校長。2006年,這亦是她研究香港鄉村學村的開始,當天的講座分享,也從這間學校說起她。

村校的「村」,一般指「農村」或「鄉村」,新界神召會惠群小學原址位於元朗屏山唐人新村,所謂的「村」,其包涵了「新村」,唐人新村是由海外歸國華僑建立的。辦學團體也不是村辦,而是由美國神召會創辦。1937年,美國神召會中國宣教士李希望及潘慈惠因戰亂逃難;1952年於屏山燕園以30元租下白鴿屋,改為報道所,後開辦識字班。事實上,大多海外宣教士來港開展傳教工作的第一步,便是開辦識字班,正好回應華人特別重視教育的傳統。1954年,李希望及潘慈惠成立屏山教會,再租借靜園農場,興建三間教室,後經教育司署核准成為津貼學校。

羅博士從校刊回顧惠群小學在1954年至1964年學生人數的增長,創校時僅有20位學生,到1964年的學生人數已到491人,學生人數變化正好反映當年香港學生增長的情況。2003年推行,教育局推行「統整使用率低的中小學政策」,在2006年教育局網頁顯示,惠群小學全校七個班別,共有202人;小三及小四年級的學生分別有46和35人,而小五及小六年級的學生更有58和63人。由此可見,即使惠群小學面臨被「殺校」的危機,家長和學生們也願意共同進退,堅守至最後一刻,大家不禁要問:鄉村學校有何辦學特色?她的吸引力在哪裡?

羅博士曾研究探討學生家長選擇惠群小學的原因,發現小孩難以適應競爭不斷的學習模式,村校便成為家長們有別主流學校的另外個選擇,讓小朋友開心自在地學習。當年惠群小學仍有偌大的球場, 四周大樹圍繞,校舍雖只有一層,空間廣闊,四周綠意盎然,非常貼近大自然,突顯出鄉村學校別具特色的環境和建築風格。這樣的學校環境今天仍存在嗎?答案是肯定的, 在村校的變奏中,現在村校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每間村校停辦後,皆要面對一個問題:土地屬於誰的?惠群小學原址部份土地業權屬於政府、教會及鄧氏。學校停辦後,土地須被拆分,鄧氏所屬土地已歸還,而新界神召會早年購入的教會用地則發展成社區服務項目,校舍得以保留並命名為「惠群天地」,承傳50多年的故事。

新界村校於城市發展下的變奏

由於城市發展,村民須配合政府要求,遷移至其他地方,學校因而經歷變遷。船灣六鄉於1966年因應政府興建船灣淡水湖,村民被迫遷至如今大埔廣福道與寶湖道一帶,建立六鄉新村。船灣六鄉包括六條村落,即小滘、大滘、金竹排的「上三村」,以及橫嶺頭、涌尾、涌背的「下三村」。羅博士引述梁啟智文章〈尋找已消失的船灣六鄉〉, 文章追溯六鄉背山面海的地理位置,六鄉村民既耕作農田,同時也會出海,捕魚為生,有別於傳統農村的田園生活。從原住村民憶述得知,從海路前往大埔元洲仔,最初是以帆船為主要交通工具,往返秏時差不多一整天。

在戰前時期,船灣六鄉有由上三村辦理的學校,就是位於小滘村深處的文光學校,其創校年份已不可考究。據村民及校監王平雲先生口述,文光學校有一位人稱「巫松公」的老師,為英國出生的廣州人,曾在英國讀書,早於1948年以前,他已在校任教英文科。後來接任的是黃文輝老師,於廈門大學畢業,據說曾任國民黨宋子文的書記。一條「山旮旯」的村落,早在四十年代之前,就已聘請海外歸來的巫老師教授英文,師資具備從國內大學的畢業生。由此可見,香港鄉村經濟內涵多元,鄉村教育對外的開放性,並不如想像的落後及封閉。

由於文光學校的位置偏僻,學生們要從大滘村或金竹排徒步走到小滘村,必須繞過「山徑」、「海皮」、「田畿」,越過整座山坳,路程需時一個半小時。課餘時,他們會一起在海邊游泳。於四十年代末或五十年代初,村民由捐出來松樹林籌款建校,建校費由村民捐款及政府資助,於是文光學校搬至金竹排與大滘村之間,易名為三光學校。除了原校的黃文輝老師,三光學校亦有一位於台灣接受教育的莫華暖老師,負責教授英文。莫老師星期一至三於上三村的三光學校任教,星期四至六則在下三村的育群學校上課。育群學校的前身為私塾,戰前於涌背村開辦,在日佔時期搬到泥涌,到了六十年代才由下三村的村民接手合辦成村校,位於泥塘角、近橫嶺頭村附近。

1966年,船灣六鄉遷到大埔後,三光學校與育群學校合併為六鄉新村公立學校,並由港督戴麟趾爵士主持開幕儀式;1981年,得華僑日報捐助,興建避雨亭及助學亭,學校更具規模。可惜於2006年因收生不足被「殺校」,校舍現改為六鄉學習園地,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營運,為區內居民提供社區服務,幫助特殊學校需要的學童學習。六鄉公立學校的名字,今天在校舍中已被隱沒了,但仍保留原有的大草地及校舍建築,讓人於大埔市中心也能感受村校特色,延續鄉村教育的精神。

每年的拜山時節,政府會安排船灣六鄉村民坐船經過淡水湖,到達另一端山丘拜祭。余惠冰博士曾跟隨村民回到當初上、下三村的位置,尋找村落被淡水湖淹沒的痕跡,發現不少建築殘骸仍散佈水塘邊。三光學校的校舍已被推倒夷平,校前空地亦被浸蓋,但村民透過一棵在學時親手種下的高樹認得學校的遺址。僅是一座建築物,便能從中追溯歷史與人文回憶;遷村後將校舍連結到另一個空間,更令頹垣敗瓦的唏噓成就出另一處的光彩。

羅博士特別提到道路規劃與城市發展,會影響著每間村校的命運,除了六鄉六立學校,小商新村公立學校是其中一個例子。小商新村公立學校的故事要從戰後說起,為興建元朗大旗嶺馬路及安寧路,當年政府沒收農地及清拆寮屋,原來住在那裡的當地的居民需要另覓土地發展。經過多番商討後,他們向原居民買地,一眾居民包括元朗經商的小販商人就此集資興建了小商新村,並為適齡學童開辦小商新村公立學校。1969至1982年期間,學校多次獲得捐助以擴建校園,為校舍增添了籃球隊、避雨亭及助學亭。2002年,九廣鐵路公司計劃開展元朗西鐵站的工程,便借用小商新村公立學校的籃球隊興建高架橋,而籃球隊旁邊的助學亭和廁所需要拆除。

九廣鐵路公司原本承諾為學校興建臨時課室,待工程完畢後才拆除,再將受影響的設施原地重建;後來小商新村衡量了支出,便與西鐵公司洽商改建校舍,及後達成共識。然而,在改建校舍之時,發現校舍需要重新鋪設食水渠及污水渠。除了計劃為所有課室安裝冷氣外,根據《殘疾歧視條例》,原定兩層的校舍須加建升降機,導致工程嚴重超支。小商新村公立學校最終能順利建成;然而,由此也反映村校重建,需面對鋪設基建工程的困難。

現時小商新村公立學校的位置,與西鐵站只差不多5分鐘路程;校舍已變成錦光元朗社區服務中心,位置絕佳,校舍外面更設有「村校單車遊覽徑」。羅博士謂村校未來發展,可考慮以單車徑貫穿多間村校,讓市民享受鄉郊風景的同時,介紹村校的文化及歷史予更多人認識。

由書塾到學校——從謙學校、啟智學校、達德學校的故事

香港不少鄉村學校的前身為私塾,由書塾到學校的過程,其追溯的軌跡是重要的歷史發展脈絡。位於元朗屏山的愈喬二公祠建於明朝,在鄧氏宗祠之南,除了用作祠堂外,亦設有覲廷書室,供屏山各村子弟讀書;祠內立有功名榜,表揚鄧氏宗祠子孫的科舉功名。於1931年,覲廷書室與其他書室聯合創立達德學校,同時保留書室的傳統,直至戰後仍為村內子弟提供識字教育。而達德學校辦學首30年以愈喬二公祠為校舍;1961年才遷至屏山南北路的新校舍,直到1998年結束營運;愈喬二公祠則於2001年12月14日被列為香港法定古蹟,現時納入屏山文物徑其中一個景點。由此得知,以準備科舉的香港書塾傳統,與中國古代的教育體制一脈相承,而書塾辦學則延續至戰後六十年代仍存在,隨著考取科舉的文人進士老去,才逐漸式微消逝。

在新界的另一端,大埔九廣鐵路於1910年通車,水圍村因此被一分為二,變成大埔頭及水圍村(大埔頭老圍)兩條村落,而啟智學校則位於大埔頭村。敬羅家塾是啟智學校的前身,自明朝起傳道授業,至二次大戰停辦。1947年,啟智學校立案註冊,並由政府津貼辦學;惟大埔鄉紳鄧勳臣先生捐助的新校舍到了1954年才建成,及後港督葛量洪爵士亦曾到校視察;學校分別在1958年及1973年加建課室,營運至2006年止步。現在的啟智學校存留校舍,但搖身一變,成為一間國際學校,延續教育使命。

而同於新界東的粉嶺崇謙堂村為從謙學校,是因傳教而興建的村落。1988年,巴色會凌啟蓮牧師邀請彭樂三講道,於粉嶺進行宣教事奉,信徒日漸增多,教友便向龍躍頭鄧氏買地立村。在山腳蓋成臨時校舍,是為從謙學校的前身——穀詒書室。因辦學規模及內容較完整,穀詒書室於同年註冊之時便獲得政府津貼,屬少數早期得到津貼的書塾;跟隨中華民國學制,春季一月始業。於教育局網頁,見從謙學校1924年註冊的資料。羅博士分享從謙學校校監彭國禮先生家中保留穀詒書室的牌匾,一副對聯道出創辦者對穀詒書室的寄望:「穀旦有餘閒誦其詩讀其書論世知人皆學問;詒謀無別事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盡規模」。

教育隨著年代流動,從不同時期的書塾傳統,細看歷史的轉變。根據老校友波叔口述,戰前的敬羅家塾, 教學仍為傳統「卜卜齋」的形式,以複式教學上課,亦僅有一位老師教授,課程包括《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成語考》等。然而,另一位受訪者李其彬先生曾於1928至29年入讀同為私塾的靜觀堂,但據他憶述,教學內容更貼近生活,例如教授國語、習字、地理、歷史、尺牘等較接近現代學制的科目, 而二十年代的從謙學校,則與達德及啟智學校不同,同時書塾傳統,已採近代的學校課程;可見書塾的教學內容,並不是一致而固定的。

李先生轉讀跟隨民國學制的從謙學校,他對當年的校園生活依然記憶猶新。從他的口述歷史得知,從謙學校於粉嶺區稱得上別具規模,校舍美侖美奐,富家子弟都會在從謙學校讀書。全校老師共有四至五位,其中一位姓陳的國文老師,更是於上海就讀大學,而彭樂山校監的兒子彭朝仁先生及他的太太亦是從謙學校的老師,任教音樂、體育等科。學校設有一至六年級,分班十分清楚,初小時可能是複式教學,但到五年級就只以單式教學上課;課程包括音樂、體育、美術、國文等。基於教會背景,學校亦有宗教活動,如唱聖詩;除此之外,校園設施非常完備,設乒乓球桌子、跳繩等,供學生課餘時玩樂。李先生形容從謙學校開通,學風良好,雖然校內只有少數女生,但當時已開始男女同班;學生須帶備學校規定的書本,依時上學及放學,更要遞交請假信及相關手續方可請假。從書塾到學校,李先生特別提到音樂、體育,美術科,印象特別深刻!

回顧一零年代初至1945年二戰結束,中華民國與香港的學制在歷史脈絡之中演出了一曲二重奏。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推行壬子癸丑學制,將小學劃分為四年初小及三年高小;香港政府於翌年規定收生人數超過九人的學塾須向政府註冊,並安排宋學鵬到新界視察,挑選合適的予以津貼,其中包括大埔、沙田、上水、西貢及沙頭角共23間書塾。1925年省港大罷工之後,香港政府成立大埔漢文師範學校,培訓新界的師資;及後1931年,中華民國政府規定香港私立學校須向廣東教育廳立案,這亦解釋了為什麼大部分村校都是在三十年代創辦,如達德學校及鳳溪小學。

直至戰後的1946年,香港政府成立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又分別於1950年及1954年推行「十年建校計劃」及「小學擴展七年計劃」。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不少村民賣藝籌款、集資等,出資一半建校費、政府補助一半,逐步興建校舍,可歌可泣的「建校潮」反映香港人如何傾盡全力維護下一代的教育。

鄉土教育的延續與更新 校舍再生承傳使命

縱然2003年突如其來的「殺校潮」導致許多村校被迫停辦,但仍有部分村校追趕著時代的步伐,嘗試改革校舍及政策,延續村校生存的空間和辦學特色。八鄉中心學校位於元朗蓮花地,學校歷史可追溯回100年前的同益學校,早於1921年已註冊。後於2003年,因收生不足,同益學校與石湖學校合併為八鄉中心學校,直至現在仍營運。蓮花地今天仍不見高樓大廈, 學校旁邊多是二層鄉郊別墅,村校地理位置就在大自然之中,師生不時會接觸到野生昆蟲動物,如松鼠、蝴蝶等,對牠們進行觀察及探究,老帥由此設計一系列融入大自然的校本課程。校長曾聯同中文大學為校舍前的草地進行改造工程,加入兒童遊樂設施,讓學生享受這個全新的玩樂天地,變成「寓教於樂」的學習空間。

另一個例子便是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其舊校舍興建之時,當時的校長張樹仁先生亦有參與;如今新校舍已啟用,現代化的規模讓村校的壽命得以延續。跨過「殺校」危機後的五年,跨境及「雙非」學童大幅增加,學校為應付需求,2015年於原有單層村校建築旁邊新建了三層的校舍,並改善村校的污水管理系統。校舍的四周種植了不同種類的植物,但原來有部分並非本地品種,在校園各處,常見到蝴蝶的蹤影。學校善用大自然素材,如舉辦與蝴蝶相關的學生繪畫活動,讓學生以經常接觸到的事物作為學習的材料。

遠在離島亦有一例,位於貝澳的杯澳公立學校參加了「爛頭島敍」項目,這個項目需要老師帶領學生踏出校園、走入社區,連結社區教育及自然資源。讓學生透過口述歷史及訪問村民的方式,探尋社區故事。後來從村民口中得知,當地還有一個亂葬崗,這才驚覺學生及家長並不太認識這個在學就讀、甚至居住於的社區。老師曾分享遠赴芬蘭、荷蘭及台灣考察,將學習與本土的特色結合,編製出只屬於該校的課程,延續鄉村學校的文化。

即使村校停辦,承載著歷史與文化的校舍卻未必淪為推土機下的碎瓦頹垣,有節能被非牟利組織用作社區服務,有的校舍亦能以另一種方式延續使命,繼續教育工作,村校變作國際學校。開明學校是另一例子, 學校雖已停辦,原來校舍變作國際學校——即EIS International Preschool, 現在學校外牆已繪上色彩斑爛的圖案,為舊校舍注入活力,新的辦學團體維持村校連繫大自然的特色,讓校舍以全新面貌繼續承傳教育的使命。校長更在校舍附近開設咖啡店,置身中式傳統村校的環境,抿一口意大利咖啡,中西文化的結合與踫撞確有風味,卻讓人不無感慨。

村校的承傳發展的另一例子是鹽田梓的澄波學校。鹽田梓的澄波學校於1997年已結束營運,現在整個鹽田梓村,可以生態博物館來形容。事實上,最後一戶村民於1990年遷離鹽田梓後,這條曾經繁盛的村落也瞬間了無人煙。後來已遷居國外的陳忠賢村長認為鹽田梓歷史悠久,實在棄之可惜,於是回到鹽田梓。幾年之間, 連同文物研究者、大學教授等義工,集眾之力將歷史文物從虛墟中拾回。他們重修碼頭及村內建築物,並設立鹽光保育中心,保存及推廣鹽田梓村的文化及生態保育,提供導賞服務予人體驗村內生活。澄波學校的校舍現已用作鹽田梓文物陳列室,展出村民以前使用的農具、家當等,以及與村校相關的歷史文物。

鹽田梓具有天主教背景,而天主教對於檔案保存十分嚴謹,因此村落的文字及影像記載紥實完整。紀錄片導演黃天成先生義務為鹽田梓村整理歷史影像的五年時間,同時拍下一部紀錄《前世.今生——鹽田梓》。鹽田梓村民均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們盼望鹽田梓能成為心靈淨化的空間,而非旅遊景點,讓人們一踏入這裡就能得到慰藉,不但感受大自然,更是領悟靈性。鹽田梓村先復修教堂、鹽田,再而是澄波學校,以至整條村落,好比一本小冊子,一步步告訴此處的「前世今生」。

近年,旅遊事務署主辦鹽田梓藝術節,以「天、地、人」作為藝術節主題,旨在為參加者帶來集藝術、宗教、文化、古蹟及綠色元素於一身的嶄新體驗,當中更會展出本地藝術工作者及大學生的作品。

總結:村校的交響曲

1949年,中國政權易手後,內地推行土地改革,改變了傳統農業社會的宗族結構,沿著宗族文化而生的教育方式亦隨之消失。反之,香港因成為英國殖民地而得以保存鄉村文化,延續村辦教育,並發展出香港村校的獨特性。五十至六十年代藉著「建校潮」應運而生的學校,推動香港於1971年的普及教育,村校更有其不可忽視的貢獻。鄉村學校的空間特色有助學生,特別是特殊學習需要學童接受教育,他們可以在草地自由跑跳,走出課室,以大自然作為教材,親身感受學習的快樂。

審計署在2016年提出使用及處理空置校舍的方法,指稱要為校舍「物色和安排短期用途,確保以具效率的方式運用土地資源」,更要「邀請其他政策部門,以及區議會、民政處、地區福利辦事處」等跨部門合作;如果涉及私人地契及政府土地牌照,「務使有關用地得以交還政府」。已結束而空置的鄉村學校,將面臨巨變,有的等待政府安排新用途,有的正候拆毀…..

鄉村學校不只是一所辦學設施,更是蘊含珍貴的歷史見證,承載著不同村落的文化內涵。有別於市區學校。這一次香校變奏的展覽,在村校的內涵裡連結了音樂、藝術等平台,見出了村校的延續與發展。這方面還有許多可供探索的空間,村校的生命不限於形式及媒體,能跨越時間與空間。不論是歷史及文化內蘊,抑或對人文及社會的貢獻,村校自昔時、今歲、至未來,都是別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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