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鄉村學校的變奏

——羅慧燕博士分享講座整理

整理：李曉欣

羅慧燕博士於「香。校變奏：時光藝術展」主持講座「殺校潮下鄉校的銳變」，分享香港鄉村學校的今昔歲月，娓娓道來近代村校久經歷練後的銳變。羅博士曾走訪貴州雷山縣的農村學校，致力探討教育與發展的關係，呈現少數民族及女性被忽略的心聲。近年她主要研究香港鄉村學校歷史及發展，並出版了著作《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

鄉村學校多由村民籌款興建，主要為村內的適齡兒童提供教育，而「村」的意義，豐富而多元。每一樣物件都在訴說它或他們的故事，村校也不例外。羅博士近年仕教與博物館任教的科目，提出換一個角度去看，村校建築物本身，也可以作為博物館去看待，記載著被沖刷的歷史痕跡。在時代的更替下，村校的出路會是怎麼？讓我們走進村校的時光隧道，從回顧昔年，到展望未來。

與香港村校的緣分 從惠群小學說起

羅博士於九十年代與樂施會合作，調查香港資助中國農村教育的助學情況，在機緣巧合下結識了新界神召會惠群小學的鍾立本校長。2006年，這亦是她研究香港鄉村學村的開始，當天的講座分享，也從這間學校說起她。

村校的「村」，一般指「農村」或「鄉村」，新界神召會惠群小學原址位於元朗屏山唐人新村，所謂的「村」，其包涵了「新村」，唐人新村是由海外歸國華僑建立的。辦學團體也不是村辦，而是由美國神召會創辦。1937年，美國神召會中國宣教士李希望及潘慈惠因戰亂逃難；1952年於屏山燕園以30元租下白鴿屋，改為報道所，後開辦識字班。事實上，大多海外宣教士來港開展傳教工作的第一步，便是開辦識字班，正好回應華人特別重視教育的傳統。1954年，李希望及潘慈惠成立屏山教會，再租借靜園農場，興建三間教室，後經教育司署核准成為津貼學校。

羅博士從校刊回顧惠群小學在1954年至1964年學生人數的增長，創校時僅有20位學生，到1964年的學生人數已到491人，學生人數變化正好反映當年香港學生增長的情況。2003年推行，教育局推行「統整使用率低的中小學政策」，在2006年教育局網頁顯示，惠群小學全校七個班別，共有202人；小三及小四年級的學生分別有46和35人，而小五及小六年級的學生更有58和63人。由此可見，即使惠群小學面臨被「殺校」的危機，家長和學生們也願意共同進退，堅守至最後一刻，大家不禁要問：鄉村學校有何辦學特色？她的吸引力在哪裡？

羅博士曾研究探討學生家長選擇惠群小學的原因，發現小孩難以適應競爭不斷的學習模式，村校便成為家長們有別主流學校的另外個選擇，讓小朋友開心自在地學習。當年惠群小學仍有偌大的球場， 四周大樹圍繞，校舍雖只有一層，空間廣闊，四周綠意盎然，非常貼近大自然，突顯出鄉村學校別具特色的環境和建築風格。這樣的學校環境今天仍存在嗎？答案是肯定的， 在村校的變奏中，現在村校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每間村校停辦後，皆要面對一個問題：土地屬於誰的？惠群小學原址部份土地業權屬於政府、教會及鄧氏。學校停辦後，土地須被拆分，鄧氏所屬土地已歸還，而新界神召會早年購入的教會用地則發展成社區服務項目，校舍得以保留並命名為「惠群天地」，承傳50多年的故事。

新界村校於城市發展下的變奏

由於城市發展，村民須配合政府要求，遷移至其他地方，學校因而經歷變遷。船灣六鄉於1966年因應政府興建船灣淡水湖，村民被迫遷至如今大埔廣福道與寶湖道一帶，建立六鄉新村。船灣六鄉包括六條村落，即小滘、大滘、金竹排的「上三村」，以及橫嶺頭、涌尾、涌背的「下三村」。羅博士引述梁啟智文章〈尋找已消失的船灣六鄉〉， 文章追溯六鄉背山面海的地理位置，六鄉村民既耕作農田，同時也會出海，捕魚為生，有別於傳統農村的田園生活。從原住村民憶述得知，從海路前往大埔元洲仔，最初是以帆船為主要交通工具，往返秏時差不多一整天。

在戰前時期，船灣六鄉有由上三村辦理的學校，就是位於小滘村深處的文光學校，其創校年份已不可考究。據村民及校監王平雲先生口述，文光學校有一位人稱「巫松公」的老師，為英國出生的廣州人，曾在英國讀書，早於1948年以前，他已在校任教英文科。後來接任的是黃文輝老師，於廈門大學畢業，據說曾任國民黨宋子文的書記。一條「山旮旯」的村落，早在四十年代之前，就已聘請海外歸來的巫老師教授英文，師資具備從國內大學的畢業生。由此可見，香港鄉村經濟內涵多元，鄉村教育對外的開放性，並不如想像的落後及封閉。

由於文光學校的位置偏僻，學生們要從大滘村或金竹排徒步走到小滘村，必須繞過「山徑」、「海皮」、「田畿」，越過整座山坳，路程需時一個半小時。課餘時，他們會一起在海邊游泳。於四十年代末或五十年代初，村民由捐出來松樹林籌款建校，建校費由村民捐款及政府資助，於是文光學校搬至金竹排與大滘村之間，易名為三光學校。除了原校的黃文輝老師，三光學校亦有一位於台灣接受教育的莫華暖老師，負責教授英文。莫老師星期一至三於上三村的三光學校任教，星期四至六則在下三村的育群學校上課。育群學校的前身為私塾，戰前於涌背村開辦，在日佔時期搬到泥涌，到了六十年代才由下三村的村民接手合辦成村校，位於泥塘角、近橫嶺頭村附近。

1966年，船灣六鄉遷到大埔後，三光學校與育群學校合併為六鄉新村公立學校，並由港督戴麟趾爵士主持開幕儀式；1981年，得華僑日報捐助，興建避雨亭及助學亭，學校更具規模。可惜於2006年因收生不足被「殺校」，校舍現改為六鄉學習園地，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營運，為區內居民提供社區服務，幫助特殊學校需要的學童學習。六鄉公立學校的名字，今天在校舍中已被隱沒了，但仍保留原有的大草地及校舍建築，讓人於大埔市中心也能感受村校特色，延續鄉村教育的精神。

每年的拜山時節，政府會安排船灣六鄉村民坐船經過淡水湖，到達另一端山丘拜祭。余惠冰博士曾跟隨村民回到當初上、下三村的位置，尋找村落被淡水湖淹沒的痕跡，發現不少建築殘骸仍散佈水塘邊。三光學校的校舍已被推倒夷平，校前空地亦被浸蓋，但村民透過一棵在學時親手種下的高樹認得學校的遺址。僅是一座建築物，便能從中追溯歷史與人文回憶；遷村後將校舍連結到另一個空間，更令頹垣敗瓦的唏噓成就出另一處的光彩。

羅博士特別提到道路規劃與城市發展，會影響著每間村校的命運，除了六鄉六立學校，小商新村公立學校是其中一個例子。小商新村公立學校的故事要從戰後說起，為興建元朗大旗嶺馬路及安寧路，當年政府沒收農地及清拆寮屋，原來住在那裡的當地的居民需要另覓土地發展。經過多番商討後，他們向原居民買地，一眾居民包括元朗經商的小販商人就此集資興建了小商新村，並為適齡學童開辦小商新村公立學校。1969至1982年期間，學校多次獲得捐助以擴建校園，為校舍增添了籃球隊、避雨亭及助學亭。2002年，九廣鐵路公司計劃開展元朗西鐵站的工程，便借用小商新村公立學校的籃球隊興建高架橋，而籃球隊旁邊的助學亭和廁所需要拆除。

九廣鐵路公司原本承諾為學校興建臨時課室，待工程完畢後才拆除，再將受影響的設施原地重建；後來小商新村衡量了支出，便與西鐵公司洽商改建校舍，及後達成共識。然而，在改建校舍之時，發現校舍需要重新鋪設食水渠及污水渠。除了計劃為所有課室安裝冷氣外，根據《殘疾歧視條例》，原定兩層的校舍須加建升降機，導致工程嚴重超支。小商新村公立學校最終能順利建成；然而，由此也反映村校重建，需面對鋪設基建工程的困難。

現時小商新村公立學校的位置，與西鐵站只差不多5分鐘路程；校舍已變成錦光元朗社區服務中心，位置絕佳，校舍外面更設有「村校單車遊覽徑」。羅博士謂村校未來發展，可考慮以單車徑貫穿多間村校，讓市民享受鄉郊風景的同時，介紹村校的文化及歷史予更多人認識。

由書塾到學校——從謙學校、啟智學校、達德學校的故事

香港不少鄉村學校的前身為私塾，由書塾到學校的過程，其追溯的軌跡是重要的歷史發展脈絡。位於元朗屏山的愈喬二公祠建於明朝，在鄧氏宗祠之南，除了用作祠堂外，亦設有覲廷書室，供屏山各村子弟讀書；祠內立有功名榜，表揚鄧氏宗祠子孫的科舉功名。於1931年，覲廷書室與其他書室聯合創立達德學校，同時保留書室的傳統，直至戰後仍為村內子弟提供識字教育。而達德學校辦學首30年以愈喬二公祠為校舍；1961年才遷至屏山南北路的新校舍，直到1998年結束營運；愈喬二公祠則於2001年12月14日被列為香港法定古蹟，現時納入屏山文物徑其中一個景點。由此得知，以準備科舉的香港書塾傳統，與中國古代的教育體制一脈相承，而書塾辦學則延續至戰後六十年代仍存在，隨著考取科舉的文人進士老去，才逐漸式微消逝。

在新界的另一端，大埔九廣鐵路於1910年通車，水圍村因此被一分為二，變成大埔頭及水圍村（大埔頭老圍）兩條村落，而啟智學校則位於大埔頭村。敬羅家塾是啟智學校的前身，自明朝起傳道授業，至二次大戰停辦。1947年，啟智學校立案註冊，並由政府津貼辦學；惟大埔鄉紳鄧勳臣先生捐助的新校舍到了1954年才建成，及後港督葛量洪爵士亦曾到校視察；學校分別在1958年及1973年加建課室，營運至2006年止步。現在的啟智學校存留校舍，但搖身一變，成為一間國際學校，延續教育使命。

而同於新界東的粉嶺崇謙堂村為從謙學校，是因傳教而興建的村落。1988年，巴色會凌啟蓮牧師邀請彭樂三講道，於粉嶺進行宣教事奉，信徒日漸增多，教友便向龍躍頭鄧氏買地立村。在山腳蓋成臨時校舍，是為從謙學校的前身——穀詒書室。因辦學規模及內容較完整，穀詒書室於同年註冊之時便獲得政府津貼，屬少數早期得到津貼的書塾；跟隨中華民國學制，春季一月始業。於教育局網頁，見從謙學校1924年註冊的資料。羅博士分享從謙學校校監彭國禮先生家中保留穀詒書室的牌匾，一副對聯道出創辦者對穀詒書室的寄望：「穀旦有餘閒誦其詩讀其書論世知人皆學問；詒謀無別事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盡規模」。

教育隨著年代流動，從不同時期的書塾傳統，細看歷史的轉變。根據老校友波叔口述，戰前的敬羅家塾， 教學仍為傳統「卜卜齋」的形式，以複式教學上課，亦僅有一位老師教授，課程包括《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成語考》等。然而，另一位受訪者李其彬先生曾於1928至29年入讀同為私塾的靜觀堂，但據他憶述，教學內容更貼近生活，例如教授國語、習字、地理、歷史、尺牘等較接近現代學制的科目， 而二十年代的從謙學校，則與達德及啟智學校不同，同時書塾傳統，已採近代的學校課程；可見書塾的教學內容，並不是一致而固定的。

李先生轉讀跟隨民國學制的從謙學校，他對當年的校園生活依然記憶猶新。從他的口述歷史得知，從謙學校於粉嶺區稱得上別具規模，校舍美侖美奐，富家子弟都會在從謙學校讀書。全校老師共有四至五位，其中一位姓陳的國文老師，更是於上海就讀大學，而彭樂山校監的兒子彭朝仁先生及他的太太亦是從謙學校的老師，任教音樂、體育等科。學校設有一至六年級，分班十分清楚，初小時可能是複式教學，但到五年級就只以單式教學上課；課程包括音樂、體育、美術、國文等。基於教會背景，學校亦有宗教活動，如唱聖詩；除此之外，校園設施非常完備，設乒乓球桌子、跳繩等，供學生課餘時玩樂。李先生形容從謙學校開通，學風良好，雖然校內只有少數女生，但當時已開始男女同班；學生須帶備學校規定的書本，依時上學及放學，更要遞交請假信及相關手續方可請假。從書塾到學校，李先生特別提到音樂、體育，美術科，印象特別深刻！

回顧一零年代初至1945年二戰結束，中華民國與香港的學制在歷史脈絡之中演出了一曲二重奏。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推行壬子癸丑學制，將小學劃分為四年初小及三年高小；香港政府於翌年規定收生人數超過九人的學塾須向政府註冊，並安排宋學鵬到新界視察，挑選合適的予以津貼，其中包括大埔、沙田、上水、西貢及沙頭角共23間書塾。1925年省港大罷工之後，香港政府成立大埔漢文師範學校，培訓新界的師資；及後1931年，中華民國政府規定香港私立學校須向廣東教育廳立案，這亦解釋了為什麼大部分村校都是在三十年代創辦，如達德學校及鳳溪小學。

直至戰後的1946年，香港政府成立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又分別於1950年及1954年推行「十年建校計劃」及「小學擴展七年計劃」。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不少村民賣藝籌款、集資等，出資一半建校費、政府補助一半，逐步興建校舍，可歌可泣的「建校潮」反映香港人如何傾盡全力維護下一代的教育。

鄉土教育的延續與更新 校舍再生承傳使命

縱然2003年突如其來的「殺校潮」導致許多村校被迫停辦，但仍有部分村校追趕著時代的步伐，嘗試改革校舍及政策，延續村校生存的空間和辦學特色。八鄉中心學校位於元朗蓮花地，學校歷史可追溯回100年前的同益學校，早於1921年已註冊。後於2003年，因收生不足，同益學校與石湖學校合併為八鄉中心學校，直至現在仍營運。蓮花地今天仍不見高樓大廈， 學校旁邊多是二層鄉郊別墅，村校地理位置就在大自然之中，師生不時會接觸到野生昆蟲動物，如松鼠、蝴蝶等，對牠們進行觀察及探究，老帥由此設計一系列融入大自然的校本課程。校長曾聯同中文大學為校舍前的草地進行改造工程，加入兒童遊樂設施，讓學生享受這個全新的玩樂天地，變成「寓教於樂」的學習空間。

另一個例子便是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其舊校舍興建之時，當時的校長張樹仁先生亦有參與；如今新校舍已啟用，現代化的規模讓村校的壽命得以延續。跨過「殺校」危機後的五年，跨境及「雙非」學童大幅增加，學校為應付需求，2015年於原有單層村校建築旁邊新建了三層的校舍，並改善村校的污水管理系統。校舍的四周種植了不同種類的植物，但原來有部分並非本地品種，在校園各處，常見到蝴蝶的蹤影。學校善用大自然素材，如舉辦與蝴蝶相關的學生繪畫活動，讓學生以經常接觸到的事物作為學習的材料。

遠在離島亦有一例，位於貝澳的杯澳公立學校參加了「爛頭島敍」項目，這個項目需要老師帶領學生踏出校園、走入社區，連結社區教育及自然資源。讓學生透過口述歷史及訪問村民的方式，探尋社區故事。後來從村民口中得知，當地還有一個亂葬崗，這才驚覺學生及家長並不太認識這個在學就讀、甚至居住於的社區。老師曾分享遠赴芬蘭、荷蘭及台灣考察，將學習與本土的特色結合，編製出只屬於該校的課程，延續鄉村學校的文化。

即使村校停辦，承載著歷史與文化的校舍卻未必淪為推土機下的碎瓦頹垣，有節能被非牟利組織用作社區服務，有的校舍亦能以另一種方式延續使命，繼續教育工作，村校變作國際學校。開明學校是另一例子， 學校雖已停辦，原來校舍變作國際學校——即EIS International Preschool， 現在學校外牆已繪上色彩斑爛的圖案，為舊校舍注入活力，新的辦學團體維持村校連繫大自然的特色，讓校舍以全新面貌繼續承傳教育的使命。校長更在校舍附近開設咖啡店，置身中式傳統村校的環境，抿一口意大利咖啡，中西文化的結合與踫撞確有風味，卻讓人不無感慨。

村校的承傳發展的另一例子是鹽田梓的澄波學校。鹽田梓的澄波學校於1997年已結束營運，現在整個鹽田梓村，可以生態博物館來形容。事實上，最後一戶村民於1990年遷離鹽田梓後，這條曾經繁盛的村落也瞬間了無人煙。後來已遷居國外的陳忠賢村長認為鹽田梓歷史悠久，實在棄之可惜，於是回到鹽田梓。幾年之間， 連同文物研究者、大學教授等義工，集眾之力將歷史文物從虛墟中拾回。他們重修碼頭及村內建築物，並設立鹽光保育中心，保存及推廣鹽田梓村的文化及生態保育，提供導賞服務予人體驗村內生活。澄波學校的校舍現已用作鹽田梓文物陳列室，展出村民以前使用的農具、家當等，以及與村校相關的歷史文物。

鹽田梓具有天主教背景，而天主教對於檔案保存十分嚴謹，因此村落的文字及影像記載紥實完整。紀錄片導演黃天成先生義務為鹽田梓村整理歷史影像的五年時間，同時拍下一部紀錄《前世．今生——鹽田梓》。鹽田梓村民均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們盼望鹽田梓能成為心靈淨化的空間，而非旅遊景點，讓人們一踏入這裡就能得到慰藉，不但感受大自然，更是領悟靈性。鹽田梓村先復修教堂、鹽田，再而是澄波學校，以至整條村落，好比一本小冊子，一步步告訴此處的「前世今生」。

近年，旅遊事務署主辦鹽田梓藝術節，以「天、地、人」作為藝術節主題，旨在為參加者帶來集藝術、宗教、文化、古蹟及綠色元素於一身的嶄新體驗，當中更會展出本地藝術工作者及大學生的作品。

總結：村校的交響曲

1949年，中國政權易手後，內地推行土地改革，改變了傳統農業社會的宗族結構，沿著宗族文化而生的教育方式亦隨之消失。反之，香港因成為英國殖民地而得以保存鄉村文化，延續村辦教育，並發展出香港村校的獨特性。五十至六十年代藉著「建校潮」應運而生的學校，推動香港於1971年的普及教育，村校更有其不可忽視的貢獻。鄉村學校的空間特色有助學生，特別是特殊學習需要學童接受教育，他們可以在草地自由跑跳，走出課室，以大自然作為教材，親身感受學習的快樂。

審計署在2016年提出使用及處理空置校舍的方法，指稱要為校舍「物色和安排短期用途，確保以具效率的方式運用土地資源」，更要「邀請其他政策部門，以及區議會、民政處、地區福利辦事處」等跨部門合作；如果涉及私人地契及政府土地牌照，「務使有關用地得以交還政府」。已結束而空置的鄉村學校，將面臨巨變，有的等待政府安排新用途，有的正候拆毀…..

鄉村學校不只是一所辦學設施，更是蘊含珍貴的歷史見證，承載著不同村落的文化內涵。有別於市區學校。這一次香校變奏的展覽，在村校的內涵裡連結了音樂、藝術等平台，見出了村校的延續與發展。這方面還有許多可供探索的空間，村校的生命不限於形式及媒體，能跨越時間與空間。不論是歷史及文化內蘊，抑或對人文及社會的貢獻，村校自昔時、今歲、至未來，都是別具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