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行時，保育只是小眾的事，經過十幾年，變成普世價值。」
香港每天在變，近年變化尤其急速。摘去鮮花不再種出大廈，主教山配水庫、皇都戲院，經歷天星、同德大押保育失敗後，近年湧現較成功保育個案。
黃競聰博士是本地古蹟和歷史教育的開荒牛，隨天星皇后碼頭事件入行。他眼中的保育，不單是文青打卡，去結業的老店朝聖，他更相信細水長流，教育的重要，令學生從打卡到落手參與。入行轉眼已13年，見證本地唯一專注做歷史保育教育的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下簡稱中心）成立、成長，並成為機構副執行總監，而他亦完成珠海學院的歷史研究博士，於本地大專學府教授歷史課，講他的歷史。
大歷史中的本地故事
保育是普世價值，發展也許是硬道理。黃競聰多年研究盂蘭節的發展，他眼見不少本地習俗逐一消失。香港是移民社會，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人來到香港，成為我們一份子，也有不同的香港人選擇離去。風俗及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是記錄這改變的重要環節。
黃博士眼中的非遺，就是生活。上一代戰後移民在港，藉儀式祭祀和救濟，融入社區，亦保留集體身份。但隨著城市發展，傳統卻漸漸消失。
黃指出港鐵西營盤站開通後，帶來雨後春筍般的咖啡室，也帶走3個分別位於東邊街、正街和常豐里的盂蘭節。
每逢盂蘭節，街坊都擺放紙紥大士王（見右頁）作祭品。「常豐里的大士王，約2米高，放在第二街，卻給人投訴，以前放在該處一直相安無事，而投訴人可能是重建後過來的街坊。」最後，街坊意興闌珊，取消常豐里的盂蘭習俗，將物件轉贈給他。
他笑說：「我都可以搞一場盂蘭節。」
幾十年來，盂蘭風俗伴隨社區經歷風雨。今天，新來居民卻是另一做法。唯有讓新一代了解風俗由來，才能了解為何需要保育風俗文化。
細水長流的教育
「推廣歷史文化，最重要是受眾覺得歷史和自己有關聯。」與時間競賽，沒有勝負，起碼參加者多了。
「大家對本土文化關注，熱愛，都是有用，但不少人都只停留於舖頭執笠，去打卡和記錄。支持本土文化要細水長流，大家慢慢學習過程。近年，社會培養一班人，叫做文青，不會特別幫襯大集團，醞釀新的消費模式。」
打卡外，歷史學習更需討論和體會。他強調與老師合作，按照課程需要，再從活動，如導賞團、展覽，帶出學習目標。而導賞中，不用所有觀點跟課程緊扣，亦帶出社區歷史、社會民生等議題。
保育成為風潮，「近年，商業機構都投放資源做文化保育。十幾年前他們不會搞這些東西，認為浪費金錢。他們容易接觸到市民，亦有自己睇法，培養新一批的保育人才。」
風潮下，中心作為中介人，連結社會、學生和社區。他舉例，中心長期於大坑參與舞火龍傳承，與國家級非遺的傳承人陳德輝先生合作，讓學生紮作火龍，並舞動火龍（見另稿），引發學生興趣，自發參與習俗。
立體的歷史觀
現時流行用科技主導，教育局都提倡科技學習，透過VR、360學習歷史，相比表達方式，黃競聰始終覺得內容是最重要。
中史成為必修科，也有很多地方可著墨，「我們講（公侯將相）大歷史，學生很難吸收，很有一種離地的感覺。」
他舉出近日在馬灣發現的九龍關界碑，記錄香港對清政府的財政收入有重要地位。「透過文物（九龍關界碑），講歷史，從微細的操作了解香港的價值。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合法化鴉片買賣，解決北京條約中的關稅安排，並在香港設立稅廠。 」
時代不同看法也不同
他指有150年歷史的中環聖約翰座堂，有一塊「卑特紀念碑」，紀念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國將領卑特攻打廣州陣亡，為英國捐軀。而香港由殖民地回歸中國後，卑特就變侵略者，紀念碑反映時代的價值觀改變。
「我們常有價值判斷，做歷史研究要抽離。有的評論不夠客觀，很多時是跳落去局裡面。」
古蹟反映很多歷史事件，也是當時人的想法。他亦指教堂外，對出有一塊石牌，紀念1993年的蘭桂坊慘劇。
學歷史學做人
黃競聰在大學教近代史，也用歷史故事教學生做人。就如愛國英雄的煉成，也是因時制宜。
林則徐銷毁鴉片，勇抗英軍，被譽為民族英雄。但幾十年後，第二次鴉片戰爭，同樣時為兩廣總督的葉名琛，本來是封疆能吏，打算效法林則徐抗英，但誤信錯誤情報，以為英軍將會退兵，結果「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被英軍拘捕，客死印度，留下千古罵名。
他找出歷史人物不為人知一面，讓學生思考。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歷史人物的起起跌跌，好像學生將來做打工仔，要識得走位，收風收足，不要自己害死自己。」
「讀歷史知道人的思想，不是一蹴而就，好像孫中山，不是一下子就搞革命，開頭是保皇派，只是他上書李鴻章失敗，轉向革命派。思想隨著時代、經歷會改變，讀歷史不要只是平面地講事件發生。不是孫中山是國父，就一定是聖人，沒有犯錯。」
歷史的靈活、善變，也如我們的生活，從體驗，學習過去經驗，課程以外，黃競聰博士給學生機會，用眼和手了解前人的智慧。
時代不同，溝通方式改變了，但我們仍需要屬於自己，安心立命的歷史。
↑ 有學生參與大坑的舞火龍，熱鬧非常。
↑ 紙紮大士王是盂蘭節常見祭品，觀音化身。
↑ 盂蘭節有神功戲吸引街坊欣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