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下留「情」不離不棄西營盤

西營盤，這個曾被稱為「鹹魚欄」的舊區，見證了香港開埠史。如今在發展主義的「建設」下，老店舖、舊街道、甚至傳統產業逐漸被拔地而起的高樓和新樣貌所取代。在此處扎根數十年的手作業者、老店舖東主和年輕的保育人士，以一份特有的「情」，力圖「守」住舊區原風景。他們告訴記者：舊區保育不是宣洩懷舊情感；不是給即將執笠的舖頭「唱輓歌」；而是對「發展」內涵的探討，更是為香港前路作出不懈打拚。■採訪、攝影：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舊區保育是一份情：

一份執着於事業的拚搏之情；

一份看顧老檔口的街坊之情；

一份新生代探問香港發展要義的守望之情。

堅持紙紮 拒讓舖頭變酒吧

記者趕到天寶樓時，東主夏中建正準備將製作好的九頭神祇送往位於跑馬地的印度廟。「與印度廟的合作已有多年，他們每年舉行祭祀時，會請我製作九頭神祇，」紙紮工藝已跨越不同族裔之界限，獲得了更多人的青睞。

夏中建感慨道：「紙紮不容易學。」他坦言，入行者已愈來愈少。「西營盤曾有多間紮作舖，包括我師父的，如今多數已不存在。」夏中建不迴避這一事實，他對記者表示，做紙紮很辛苦，故而年輕人不入行。更令其憂慮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工廠北移，模式化的紙紮業遷往內地，形成本港紙紮業的整體萎縮。

「紙紮需要很大的室內空間，但西營盤的舊唐樓漸被新屋苑取代，發展商不會將屋苑舖位租給紙紮藝人，從而令到舖位減少、租金上升。」夏中建很無奈。霓虹燈下，紙紮唔夠「高端、精品、上檔次」，顯然難以在「新」西營盤立足。「但香港需要紙紮，我在用自己的手藝留住西營盤的光景，畢竟住在這裡超過三十年，不會放棄，因為有感情。」夏中建覺得堅持紙紮就是保育，他希望外區居民一想到紙紮，便會想到西營盤。

「每年天后誕需要花炮；元宵需要燈籠；觀音誕、聖誕、萬聖節，都要紙紮。」夏中建自豪地說，在東涌逸東邨街市，有一個大型的紙紮飛機，還原了啟德機場時期航機掠過九龍城的場景。「往來街市的都是平凡的香港人，喚起的不僅是對舊機場的回憶，更是讓大家記住打拚的精神。」他對自己的作品進行了如上詮釋。「曾經有人希望將我當業主的舖位變成酒吧，我拒絕了。」夏中建直言，或許將來能繼承手藝的只是他的孩子，但有傳承便有希望。

言畢，夏中建登車與記者話別：「又要趕工了，為中西區區節準備一棵榕樹紙紮；還要教學校的小朋友製燈籠。」來去匆匆的他確與香港的節奏一樣快。「不少香港人需要我們幫助圓夢：很多人一世買不起樓和車，我會紮樓車給他們，讓其帶着寄託與希望安詳離去。」夏中建的揮別之語擊中了現實的痛處。

鐵皮鹹魚檔 濃濃街坊情

「製作鹹魚時，發酵產生梅花香味，所以這條街叫梅芳街，」鹹魚檔伍惠記的老闆伍國祥頗似保育專家，向記者介紹西營盤梅芳街的名稱由來。如今，製作和售賣鹹魚在本港已經是夕陽行業，整個梅芳街僅剩伍惠記在喧鬧人流中獨支。

伍惠記存在超過七十年，是個別致的綠色鐵皮屋。伍國祥是從父親的手中接過檔口：「從十八歲開始，經營鹹魚檔已三十多年。」在他的印象中，那是一段非常艱辛的歲月。伍國祥回憶道，製鹹魚乃是從海上獲得漁獲後，對魚進行鹽水浸泡，刮鱗去腸後再曬乾。但知易行難，曬鹹魚需要充足的陽光。「這是靠天吃飯，一旦遭遇陰雨天氣，要用各種材料吸收魚的水分。」伍國祥透露，曬魚是最困難、最耗體力的工序。

曬魚與西營盤的舊建築息息相關。「以前，我們都是在舊唐樓的天台處曬鹹魚，遭逢陰雨天，為了不讓魚淋濕便要不停地跑上跑下，找物件遮住鹹魚。」鹹魚業的萎縮、西營盤的巨變，在伍國祥眼中顯得很傷感：「我在西營盤居住超過五十年，這裡的舊建築、舊唐樓和騎樓很類似，中間是天井，樓的頂端可以曬魚，很有特色，現在都沒了。」在伍國祥看來，舊樓已不存，想製鹹魚亦不行。

「很多後生仔認為食鹹魚不健康，但咖啡、腸仔、吸煙都不健康，為何獨針對鹹魚呢？」伍國祥頗有些無奈。且年輕人較少在家中煮飯，在他看來亦減低了對鹹魚的需求。

「但我會繼續經營魚檔，因為上了年紀的街坊需要它。」他的經營理念也很直白：「舊樓被拆，但街坊情不會和舊樓一起倒塌；因為不忍心那些撐我的老街坊行太多路，他們年歲大了，希望他們一出門便能買到鹹魚。」

對已無「鹹魚味」的年輕一代。伍國祥亦有寄望：「只希望他們知道有這樣一個行業存在，它是香港的歷史，香港的過去。」

舊舖代表階級流動 發展應當可持續

「許多香港人平日埋頭於急促的生活，無暇光顧舊店舖；直至舊店執笠那一日才一窩蜂擁去，這種感性懷舊不是保育；保育乃是主動帶出可持續發展的討論。」在西營盤從事保育已達八年之久的梁梓豪（OSKAR）向記者澄清大眾對保育的認識誤區。

在OSKAR看來，未通地鐵前的西營盤有一種獨特的「慢」感：斜路、街坊生活、晚間放工時路上已沒什麼人。但如今，這一切隨着舊店舖的消失而改變。OSKAR眼中的舊舖頭是實實在在的民生：「舊舖頭代表曾經的香港人不斷打拚的精神，是階級向上流動的體現；它不僅是社區的歷史，更是服務街坊的實體以及廉價的生活選擇，保育就是要將這種生活方式延續下去。」

OSKAR與夥伴們組織了很多活動，包括口述歷史、店舖追蹤、藝術創作展示、政策研究等類型。他指出西營盤保育的最大困難便是「舊社區消失得太快」：「當你意識到一個店舖的重要性時，它已經消失了。」

「香港無租金管制，舖頭的命脈操縱於業主：舖頭攢錢，加租；樓價上升，賣舖，惡性循環。」OSKAR確信舊社區的消失源自不平衡的發展，而這也限制了街坊的生活選擇從而導致民生問題。「保育帶出的是社區研究、歷史研究，歸根究底，是對發展的研究和探討。」OSKAR認為只有對「發展」與「人」的關係進行深刻論述和定義，才能在新舊之間找到共融。他認為，離開了平凡人的需求，發展便空洞無物。

「香港太快了，有時慢一點，才有人情味；對西營盤的不離棄就是尋找這份失落的香港情；也因為有這一份情，才走進了保育的行列中。」「守」下留「情」，便是OSKAR最動情的保育註解。

據記者從長春社古蹟文化資源中心（CACHE）掌握的情況，西營盤舊舖的消失情況非常嚴重。CACHE共追蹤724個舖位，對比2015年1月及2016年6月的數據，共有175個舖位出現變化。

其中，舖位消失(包括大廈拆卸或店舖裝修後合併) 11間；區內老字號搬遷共有18間；由吉舖轉為租出有49間；最令人悵然的，則是老字號徹底消失的數量巨大，達到了97間。

這消失的97間字號店舖，分別涉及以下35個行業：工程、五金、文具、地產、汽車維修、沖印、到會、咖啡店、服裝、東南亞用品、社福機構、花店、花園用品、玻璃、紅酒、美容、食品、食肆、家品、酒吧、酒店、理髮、眼鏡、貨倉、傢具、畫廊、裁縫、補習、電腦用品、僱傭、蔬果、興趣班、鮮魚。

可見，從消失店舖字號的類型上看，多與街坊生意式的民生經營有關。

從事了五年的電視主播工作後，黃凱欣（HEDY）來到西營盤投身社區保育。HEDY說，主播是說書人，而保育則是牽線者，二者分別巨大，但從中找到了自我，也更體認到資訊傳播的重要性。她舉例道，在西營盤，街坊知道了第二街公共浴室的前世今生，了解開埠早期的一段艱辛，走過這座不算古雅的歷史建築時，大家的目光便會顯得不一樣，也就會逐漸建立起有社區特色的身份認同。當然，到西營盤工作前，HEDY對當區歷史所知甚少，只覺得辦公室附近舉目都是英式建築古蹟。在社區的日子久了，HEDY留意到區內的「個體戶」較多，有街坊人情，經過都會互相問好，老店各有源源不絕的故事。這些店舖，對HEDY的保育推廣工作十分支持。

西營盤如今多了不少豪華屋苑，保育更要和時間賽跑。HEDY對此深表認同。她覺得，無論是針對有形的建築、文物，還是針對無形的文化、傳統，保育所需的時間永遠不夠。因為教育與推廣需要深耕細作，在步伐超速的社會，這顯得太慢了：口述歷史可能未及記錄已經散失；私有古蹟受到威脅，可能消息未及廣傳，但拆卸已經進行。要保育的項目既多且廣，故而自己都要學會盡快收拾心情，繼續和時間競賽。她期待透過保育，未來的西營盤未來可以繼續保留昔日的性格，文化多樣、新舊並存，因為這些要素一直以來都是香港的特質與精神。

【採訪手記】這裡不僅是一個港鐵站

「下一站，西營盤。」隨着地鐵於當區的通車而成為了這個舊區的新呼號。當香港人置身於車廂中時，這裡只是港島線中的一個站名。來去匆匆的不盡人流習慣了從地下通道前往站台的快步小跑，卻鮮有停下腳步去看一看、想一想地面上那些舊建築的歷史、地上居民的生活。畢竟，那才是真正的香港土地。

西營盤不僅是一個港鐵站，這裡有聖保羅書院、聖安多尼教堂、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這些建築寫下的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啟蒙歷程。它們在西營盤的存在告訴香港人：「開埠」不僅是一個經濟起點，更是華洋雜處的氣質描繪以及一代代人引以為傲的在地認同。

西營盤不僅是一個港鐵站，雖然鹹魚味已然漸漸淡去，但是那個年代的艱辛回憶以及留下的奮鬥精神卻並沒有從上一代香港人身上褪去。這種難以磨滅的心理情愫成為了他們繼續選擇自己「老套」生活方式的理由，也帶給了青年保育人士更多的鼓勵和感動。

西營盤不僅是一個港鐵站，因為記者在這裡看到，對舊區的不捨情懷，讓每一個平凡的香港人將自己的人生與保育進行了聯結。在自我的事業、打拚與理想中思考香港前路，宛如一首譜寫香港音符的交響詩，既有《芬蘭頌》的輝煌壯闊，亦有《沃爾塔瓦河》中布拉格春日的雋美。這首交響詩告訴我們：在地認同是最柔韌但亦是最強大的力量，有了它，縱使香港的前路崎嶇，也會充滿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