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梁寶山

引言：迷霧裡的香港故事

近年，關於香港社會與文化的研究有增無減，撇除把香港納入大(灣區)論述和學術研究。各種從生活角度現身說法的嘗試──從礦洞到渠蓋、街市到唐樓、夜香到茶樓……真的是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這一波保育熱的傳導方式，更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讓書寫結合導賞、網絡專頁和藝術創作等全方位手法，務求留住往昔的美好。狂烈的背後，當然出於對香港的熱愛，也顯示高手在民間。不想由別人來對自己的地方說三道四，所以實行我手寫我心。有說懷舊是因為對當下的不滿，和對未來的不確定，但為何這股熱潮，會特別偏愛鄉郊和老區？

醞釀十年、功成三載。由黃競聰與史嘉茵聯合策劃的「香。校變奏──時光藝術展」（下稱「香。校」），結合史學與藝術的視角，從村校及其校歌出發，以滾雪球方式累積文獻和口述材料，最後再透過藝術手法在六鄉新村公立學校裡實地重現。每當談起鄉村，人們往往會聚焦在它的歷史建築、氏族歷史、農村生活 ……好像只要多搭了幾個車站，一切便成過去。這種論調，反映的是把鄉村視為城市的他者，把研究對象簡化為時間的定格，令空間時間化(spatialization of time)，既簡化了鄉村內部的多樣性(例如雜姓村、水陸共居、戰後移民……)，也忽視了鄉村與香港整體以至鄰近地區，在全面都市化中的互動。幸而「香。校」卻沒有落入這些陳套，反而突顯鄉村內部的多元、透過巧妙的選址，在大埔的城(新填海區)─鄉(遷建新村)之間，深耕出一個歷史的探坊，映照出周遭以至鄰近地區的變遷。

城鄉之間的探坊

自2012年[1] 起，政府分階段縮減禁區範圍，政府宣佈縮減禁區範圍，把作為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屏障的鄉郊地帶，納入發展藍圖。承接着反高鐵、保衛菜園村的餘波，不少關注香港未來的（年青）人，紛紛跑到鄉郊，思索除了「發展」，我們的城市還有甚麼可能性。黃競聰與史嘉茵正是從那時開始走進「大東北」。黃競聰本來對禁區的歷史就感興趣，於是着力紀錄古洞一帶鄉村，尤其是節慶習俗。而史嘉茵則與其他支援村民的朋友，走進坪輋探索閒置空間的可能性。回憶起第一次走進坪洋公立學校，聽到空間裡面迴盪的聲音，史嘉茵現在仍覺怦然心動。這些建於復界之後的客家圍村、或戰後湧入的雜姓聚落，不同於世家大族，一直缺少文字紀錄。然而村校作為鄉村過去最為重要、甚至唯一的社會組織，即使校舍與村落業已荒廢，但只要觸起這一樁集體回憶，即能一呼百應，為研究者打開大門，提供珍貴的人證物證。

大埔是我的第二故鄉，但「六鄉新村公立學校」卻從來只是過門而不入。「香。校」刻意讓觀眾親身走進村校，把展品夾雜在場境和實物之中，自行在時間的刻度上徘徊。踏進原是禮堂的助學亭──「風土鄉校」展區，迎面而來的卻不是展品，而是六鄉麒麟隊仍在使用的麒麟，然後才是十所村校的展版和文物。簡而不陋的敍述，還特別註明每所校舍的現況。禮堂的舞台上，除了村校發展史和學生重返舊地頌唱校歌的錄音，還有「六鄉新村公立學校助學亭及門樓開幕誌慶」碑記。碑記上除了鄉紳──華僑日報、教育出版社、荗福公司、新樂塑膠廠等也榜上有名；而捐助貨幣除港元之外，還有大額英磅。在在說明鄉村並不是孤懸世外的地方，而是不斷因時制宜的有機體。

汲取了過去保育運動的經驗，新一波的鄉郊論述，強調「城鄉共生」、共享資源、拉闊兩者之間的接觸面。「香。校」的策展介入，亦着眼於關係和變化。這次所選取的十間村校，除了盡量覆蓋不同地域和不同背景的辦學團體，更特別着重「城中村」。而「六鄉」本身，更是一個最能說明社區、學校、政策等多邊互動的案例。金竹排、大、小滘、橫嶺頭、涌背和涌尾六條鄉村，原來均位於船灣海岸，是沙頭角十約的鄉村。因為戰後香港人口膨脹、工業發展，需要增加食水供應。船灣一帶村落遂被拆遷，圍築淡水湖。這六條鄉村本來不是一體，卻因城市化的推力，被安插進大埔區。原來其中三鄉的三光學校，於1966年併稱六鄉公立學校，並遷至現址。因應新市填人口急劇增加，六鄉學校亦曾嘗試與時並進，申請到屋邨辦學。惜政府並無採納，最後於2006年停辦。幸而學校隨即轉型，與信義會合作，把校舍改為學園。「香。校」計劃雖然告一段落，但關於六鄉這個最能說明城鄉互動的研究，其實才剛開始。

圖片說明：助學亭內的麒麟仍是活生生的文人心，其實並不是「展品」。六鄉學習園地仍是六鄉麒麟隊的練習基地。

圖片說明：被納入集水區前的六鄉，包括金竹排、大、小滘、橫嶺頭、涌背和涌尾六條鄉村。（1957年；載自 hkmaps.hk；地圖來源：澳洲國立圖書館）

是藝術、也是歷史

近年，以藝術呈現地方歷史文化的展覽大行其道。當中既有美學的內因(例如關係美學、藝術介入社會等)；也有社會的外緣(市區重建、地區融合等對社區肌理的破壞)^[1]。這些努力當然全部都值得鼓勵。然而藝術的角色在這些計劃中，往往只是文宣和軟性抗爭手段。我認為所謂的「跨界」協作，其實並無「硬性」與「軟性」之分。深耕細作、具批判力的作品，同樣可以一針見血。未能剖析所謂「地方特色」背後的社會條件，或只在老調重彈的研究，亦可能只會無補於事。東北發展雖然已成定局，但兩位策展人卻選擇拉長敍述的時間線，打破歷史、運動、抗爭、藝術的區隔，讓我們擁有更多的空間和時間，及早思索未來。

同時作為藝術形式與歷史文獻的校歌，正好有助我們打破二分法的思維，提醒我們美學也有它的歷史和政治性。這十間學校譜寫於不同時代和地理環境的十三首校歌，從曲式到歌詞，不單引領歌者一起回味過去，還利用聲音與聽者分享自己心靈的故鄉(如「四山蒼蒼、海水泱泱」、「枕山臨海、氣象萬千」)，甚至轉折的遷播歷程(例如「東臨蓬館、西接煙雨名津」中的廣州地名)。即使刪掉歌詞，校歌的曲式和旋律，也在透露學校作為現代─國民教育的使命，和香港在這個獨特的歷史時空中的位置和角色。例如借用西方的基督教聖詩旋律重譜粵語；在穩健的四拍子句式中使用富漢樂特式的五聲音階，加入合頭、合尾、放慢加花等民俗特色；但又同時配上西式和弦。^[2]

除了來自過去的聲音，「香。校」還利用聲音帶領聽者作實地觀察。「望向你三點鐘的方向」既是歷史陳述、又是藝術創作。不同於一般讓觀眾隨身携帶，按照路線參觀的錄音導賞，由史嘉茵、鍾睿維和王梓健一起搜集資料和創作的文本，把觀眾固定在面向寶鄉橋的操場上，隨錄音指示自轉，聽取周遭建築物及大埔新市鎮發展的今昔對比。定點導航的巧妙之處，在於它的相對性和臨在性。寶鄉橋連接廣福道與大埔中心的必經之路，每天都車水馬龍，尤其巴士。文本引導聽者用巴士的長度來設想河岸、鄉村和大廈的規模和距離。聆聽需要專注力，聽者同時打開眼睛、耳朵和心靈，背景市囂的共時性、與歷史圖象的歷時性─視覺與聽覺在一時之間變成既重疊，又斷裂。歷史展覽往往需要鋪陳大量的資料，令觀者視覺疲勞。但余松福冷峻的調調，一反歷史旁白常見的鄉愁。聆聽看似被動，但其實更加需要聽者無時無刻的臨在。不少所謂的關係美學作品，觀者其實不過只是被動參與，按藝術家的設計完成指定動作，然後打咭了事。而「請望向你的三點鐘方向」卻無法打咭，而是留存在聽者的心眼裡。

圖片說明：「請望向你的三點鐘方向」其實只是一個卡式帶隨身聽，在六鄉校園就地取材。深化了聽者對大埔的了解。

此曾在的痕跡與殘篇

「香。校」中的不少藝術作品，本身就是一項研究，而不只是插圖式的歷史再現。例如謝淑婷的「葵涌公立學校」。作為葵涌公立學校校友，謝從自己的回憶出發，趕在母校臨將清拆前，以拓印方式留住往昔的美好。她拿着捲紙，在業已荒蕪的校園花了接近一年，拓印石碑、牆壁和地板的圖案和紋理。拓印不是圖象或標誌式的再現(iconic re-presentation)，而是物質存在的因果性痕迹(indexical trace)。圖象可以合成造假，但拓印卻是此曾在的印證。然而即使藝術家如何巨細無遺、鋪天蓋地，覆本終究也是徒勞，無法還原建築的全部、母校的美好。這個出於個人初衷的作品，與其說是為了保存記憶、供未來憑吊，不如說是在質疑歷史的完整性──儘管你如何讀破萬卷、搜索枯腸，以滾雪球的方式遍尋歷史的見證者，一切還是敵不過物質與人類的生命周期，無法還原複製；而只能在偶然和空白之中，串連碎片與殘篇。

另一組比較直接的嘗試，是冒卓祺師傅與藝術家陸肇欣的「遷麟之歌」。這個兩米高的紙紥雕塑，把原來配合人體比例和機能的瑞獸，變成觀賞地標。只要觀眾鑽進「祂」的頭髗，便會發覺內有乾坤。陸肇欣把已被納入集水區的六鄉舊時高空照，加上村民口述歷史訪問的片言隻語，結集成一本一本的迷你小書，供讀者憑吊。如果麒麟維繫着的是客家人篳路藍縷的開創精神。那麼歲月山河，也不過是歷史的瞬間。好像失去了，卻其實是轉化。

圖：謝淑婷的「葵涌公立學校」，在母校臨將清拆的最後歲月，用拓印及影像的方式想要留住往日的美好。

結語：讓聲音鑽入沒有光之所在

九七前後，策展人何慶基曾策劃過一系列「香港三世書」的展覽活動，包括與年青藝術家群體「廿樓」合作的「盧亭考古新發現」，從《廣東新語》、《嶺南叢述》等中的片言隻語借題發揮，詰問看似權威的歷史陳述，其實也包含着想像、虛構與和偶然。^[3]真藝術中的假歷史，卻又某程度上說明了水陸交界、帝國邊陲的族群，所曾可能的生活方式。戲謔之餘，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今日回看，原來無傷大雅的寓言，竟然一一實現。無法被帝國整合的邊緣和游離份子，再次被屠殺、流放、或四海為家、或有口難言。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學界和文化界曾泛起過一片後殖民熱潮。從奶茶到鴛鴦、建築到電影──在那個只求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時代，所謂的混雜性、邊緣性和時空斷裂，都不過是一種後現代的美學裝飾。^[4] 時至今日，當事實變成了必須被塗抺、情感也需要小心看管的時代，後殖民的政治性，才開始顯露真章。只要我們把視野拉闊一點，八九之後的中國，曾以經濟增長，人口分紅撫平政治創傷。反觀目下香港，經濟難以復甦、貧富繼續懸殊、土地規劃失衡──已經失去了繼續紙醉金迷的本錢。人們對事實真相的渴求，雖然只能暫時藏於心底，但也可以轉移視線，在歷史的迴廊裡反求諸己、以量取勝。

筆者以為，要知道人們為何那麼愛消費人情味，需要的可能是逆向思維，想想鄉村、舊區和地方的反義詞究是甚麼？是高速運轉的資本、被時間壓倒的空間？^[5] 是沒有生活、只有生存的存在方式？是被管理公司和食環署整治得一塵不染、了無生趣的屋苑和街道？還是不容落伍的國家發展、民族復興？

後殖民論者Homi Bhabha，提出文化是時間的存在(temporality of culture)：

「文化的定位更大程度是基於時間性而不是歷史性：[它是] 比「社群」更為複雜的生活方式；比「社會」更加有象徵性；比「民族」更有內涵；比愛國更加鄉土；富於措辭而薄於國家的邏輯；比意識形態更具神話性；比統識少於同質；比國民偏離於中心；比主體更具集體性；心理性多於文明；在連結文化差異和認同時，比起任何能夠以科層或二元結構組成的社會對立，更具混雜性。」^[6]

Bhabha續指，民族國家其實是矛盾的混合體──民族國家是現代的政治體制，也是現代化的推動者。所以她一方面需要推動現代化，但另一方面則要「重建」歷時性的民族，來固定國家的內容，以與其他現代國家分庭抗禮：

在進步和現代的進程中，瞹昧的語言反映的是一種「沒有時長」的政治，一如阿圖塞爾曾寫道的啟發：「沒有地方的時間，沒有時長的時間。」要書寫民族國家的故事，需要我們把古風的瞹眛加以闡釋，以注入時代性的時間裡去。^[7]

因此，民族國家的矛盾，是它一方面要求發展，但另一方面卻又要把民族歷史化。但文化卻總是會不斷變化，而且;因地而異。再快速的交通網絡、再即時的行政指令，都無法統一日照與溫差、作業的循環、方言與鄉音、城鄉的差距。1949年以後，不少中國學者因為無法踰越邊界，故此殖民地的新界便成為了替代的研究對象，甚或產生比中國農村更本原的錯覺。李特首在香港地方志中心編纂的《香港志》英文版的出版典禮上，呼籲要「說好香港故事」，因為把香港發展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就是我們在「十四五」規劃中的新領域。^[8] 而香港的鄉村，正好為國家的內部整合提供新鮮的內容。然而，在政治上避過了土地改革、在殖民地管治底下被賦予了某種特權，但又同時為城市發展犧牲的鄉村──真的是一道難以被歸納填充的狹縫。它既無法簡化為殖民統治的受害者，更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例外。來自狹縫的聲音，開出了一個無法用視覺來監控、難以用風景來同質化、甚至參差不齊的聲境。^[9] 這些聲音，或許就是可以讓我們繼續深耕、保守和愛顧的香港，證明我們曾經此活過。來自迷霧裡的呼喚，即使未能指向將來，至少也能刺破現代國家把空間版圖同質化的神話，展現出地方的歷史厚度。

參考書籍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1989.

Kwon, Miwon. One Place after Another: Site-Specific Art and Locational Identity. 1. MIT Press paperback e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4.